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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思政教育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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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昊远: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当代高校社会思潮治理能力探析

发布者:  时间:2020-07-07 09:52:05  浏览:

[摘要]当前,多重语境的叠加导致高校社会思潮更为纷繁、复杂、多元,给治理工作提出挑战。大数据技术所体现的“全数据”选择、多样化处理和关联物分析等技术特点能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应用大数据技术,有助于科学把握高校社会思潮的发展现状,有助于转换高校社会思潮的治理思维,有助于丰富高校社会思潮的治理手段。高校及相关部门要紧扣时代脉搏,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当代高校社会思潮的治理能力。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高校;社会思潮治理

     “社会思潮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以某种思想理论为支撑,以动态形式反映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的思想、愿望、利益和要求的思想潮流。[1]当下,对待如西方“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等政治意图明显的反主流社会思潮,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主动出击,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果断应对;对待主流和非主流社会思潮,要因势利导、批判借鉴、合理预判,既从文化思想层面用主流价值观对其进行引领,也在技术层面对其发展现状、发展态势进行科学把握。大数据时代,高校社会思潮类型复杂、传播迅捷、波及面广,如果不能深刻洞察其现实状态、预测其发展趋势,就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安全构成威胁,使高校社会思潮治理工作陷入被动。因此,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高校社会思潮治理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大数据技术的主要特点


  大数据技术是指对海量数据高速处理,从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增加决策科学性的技术手段。正如舍恩伯格在其代表作《大数据时代》中所言,“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操作方式,使用我们能收集到的所有数据,而不仅仅是使用样本;我们不能再把精确性当成重心,需要接受混乱和错误的存在;另外,我们应该侧重于分析相关关系,而不再寻求每个预测背后的原因。"[2]据此,我们可以得知大数据技术的主要特点为:“全数据”选择、多样化处理与关联物分析。

(一)“全数据”选择

   大数据技术具有“全数据”选择的特点。大数据技术是集互联网、物联网、云平台等技术于一体的综合运算平台,包含数据收集、数据整合、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以及可视化等环节,而数据收集则是所有技术环节得以顺利展开的基础。与以往数据收集不同的是,大数据技术并非只是对部分数据进行择取,而是要收集更多的、趋近于全体的“大”数据。进入信息社会,数据与信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态势,数据存储单位也由原来的GB变为TB(太字节)再到ZB(泽字节)。IDC宣称,2011年数字世界的信息超过1.8ZB  (1.8亿G B),而且正以每2年翻番的速度增长。计算和分析这种巨大体量的信息,已经远非人脑所能企及,于是,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它的应用使得数据处理变得更为容易、更为快捷。除了具有极强的计算能力外,大数据技术还支持容错运行。因此,大数据技术追求“样本=总体”的全数据选择模式,并从中分析、挖掘出较为有用的价值和信息。可以认为,对尽量多的数据进行选择而不是只选取一部分数据,正是大数据技术区别于以往计算、统计方法的特点之一。

(二)多样化处理

  大数据技术拥有多样化的处理方式。多样、纷繁的数据类型决定了大数据技术处理方式的多样化。现有的数据类型纷繁复杂,既有结构型数据(数字),又有准结构型、非结构型数据(电子邮件、音频、视频、点击流、日志文档);既有静态数据,也有流数据(每毫秒产生的即时数据);既有线上数据,也有线下数据。从这些不同类型的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必须要有相应的技术支撑。大数据技术包含着分析这些不同类型数据的程序和软件,支持多样化的处理方式。例如,大数据技术的相关软件可以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提供解决方案:H adoop软件能够出色地完成对静态数据的分析;Apache可以用于流数据的抓取与分析;SAS Text Anaiytics、拓尔思公司等供应商提供文本分析的工具;IBM , 0racle(甲骨文),SAS等企业开发了大数据可视化产品等等,这些都是大数据技术的突出优势,也反映了大数据技术多样化的处理特点。

(三)关联物分析

 

  如果无法直接观测较为复杂的A事物,那么可以在相同环境中寻找一个或一些与A事物相关度较高的B事物,以B事物来判断A事物,这就是大数据技术的关联物分析特点。关联物分析的方法是由事物的普遍联系原理所决定的。事实上,自人类诞生以来,人们就不断尝试选择一种关联物,以此作为自己与对象沟通、联系的媒介或者桥梁。例如,人们要想认识“上帝”时,就会把圣经、传教士等作为人与上帝的关联物;要想了解自己时,就必须通过他人、他物的“对象性存在”来确证自己。在以往环境较为单一的小数据时代,关联物是通过人脑进行主观筛选的,而且往往只能选择其中的某个关联物。在大数据时代,机器分析逐渐代替了人脑分析,人们对关联物的甄别、选择不再需要人脑进行“单选”,而是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多选”。通过上亿次的模型测试,计算机可以准确地为我们找到某一事物的关联物,这些关联物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多元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某一事物,并由此来推导该事物的成因、机理和运行规律。

二、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高校社会思潮治理能力


   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报告中称,全国共有网民6.68亿,而在这些网民中,在校青年大学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博客、微信、微博、“人人网”、校园BBS、手机APP等公共网络平台中,他们以原创、转发、转载、整理等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独特认知,产生了大量的“痕迹”,也给大数据技术的运用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应用大数据技术,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提升高校社会思潮治理能力。

(一)有助于科学把握高校社会思潮的发展现状

    科学把握高校社会思潮的现状,是开展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小数据时代,由于数据少、信息量小和采集、分析、挖掘的技术限制,我们通常采取两种办法了解社会思潮的现状,一种是小样本的定量研究方法,如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我国的社会思潮影响作出的判断,“在2014年的当代社会思潮中,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普世价值、民粹主义、宪政思潮、新儒家、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都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3]另一种是“解剖麻雀”的研究方法: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观点、案例,从这些具体的案例中概括出社会思潮的共同本质或者现状。这两种方法都体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个性到共性的原理,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快捷有效的研究方法。但究其实质来讲,都是一种前信息时代的不完全统计方法。进入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信息高速公路通往全世界,各种社会思潮在虚拟空间内交锋、交流、交融,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元、多变、细微的特征,如果单纯使用“解剖麻雀”或抽样调查的方法则会显得力不从心。那么,如何使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对高校社会思潮的发展现状、影响力及其规律进行研判呢?应用大数据技术可以更为有效地回应社会思潮研究中的时代难题,并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得益彰。大数据技术以纷繁、复杂、多样的“全样本”数据为切入点而展开计算,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近似于完全统计的办法。因此,它并不执著于“解剖麻雀”时样本的精确度和代表性,而是选择与高校社会思潮直接相关、间接相关的数据和文本进行模糊运算,进而得出对高校社会思潮现状的判断。它的科学性体现为:第一,有效地规避了以往两种方法的主观偏见。如调查问卷设计者和填写者由于具有主观性,都不可避免地去刻意设计或者回避一些问题,而大数据技术支持全样本的数据分析、文本分析和行为分析,将这几种分析结果相互验证,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出人们的思想状况和内心活动。第二,大数据技术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以往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统计,成本较高而且效率较低;由于周期较长,得出的结论可能已经失去了现实的价值;对辐射某个区域、行业的宏观问题,不可能做到较大样本的采集,其结果很容易出现偏差。大数据技术通过截取、匹配、搜索等方式收集人们在网络空间的“痕迹”,在取样数量、操作方法、工作效率等方面更有优势,毫无疑问,应用这种调查方法使得现状调查的周期缩短、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甚至可以足不出户就完成相关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挖掘工作。

(二)有助于转换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思维

    “有预见的政府做两件根本性的事情。它们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它们在做出决定时,尽一切可能考虑到未来。”[4]对提升高校社会思潮治理能力而言,大数据技术的核心价值就体现为对社会思潮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判,达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目的,这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思维。以往社会思潮的应对思路,是以突发性的社会思潮问题为起点,进行逻辑推演,找寻因果关系,然后作出应急式的决策,遵循“社会思潮问题爆发—逻辑分析—寻找因果关系—部门决策”的路径。例如在2007年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爆发并达到较大影响时,才引起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和介入,这是一种类似于“亡羊补牢”的倒推式管理,是实用主义的行动策略,缺乏事先预防与预警的机制,尽管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强调“预防为主”,但只能停留于对某些征兆的捕捉。在大数据时代,非主流、反主流社会思潮不断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是“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危机高发的风险型社会”[5]。一方面,信息和数据积累、传播的速度迅猛,过去在1年内才能形成的风险和威胁,在网络社会可能在1周内甚至在1-2天内就会完成从“量变”到“质变”的嬗变;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期,主体意识强烈但理性化程度不高,很容易被某种社会思潮左右,进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发生偏差,造成较大的安全隐患。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能做到对高校的社会思潮进行常态化管理、多元化治理,则很难对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及时化解压力、合理调配力量,也容易造成国家治理成本的提高。这就要求必须事先科学预测、合理规避这些隐患和风险,把“头痛医头”的行动思维转换为“预防为主”的治理思维,“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措施防范风险,以便更好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和管理权。我们知道,之所以用“潮”来给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命名,不仅因为其“潮来”时的汹涌澎湃,更是因其的发展经历了“潮信—涨潮—高潮—退潮”的逻辑过程,在社会思潮的每一发展阶段,都会有与之相关的关联物。应用大数据技术,有助于科学判断出与社会思潮联系最为紧密的相关物,然后在这些相关物的分析中预测社会思潮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趋势。因之,不仅能及时洞察社会思潮的现状,提供合理化的及时解决方案,而且能够在某些不良社会思潮爆发之前进行事先预测,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正向治理模式,使我们能够按照“数据挖掘—量化分析—寻找相关关系—预测决策”的逻辑关系对高校社会思潮进行治理,也极大地提高了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三)有助于丰富高校社会思潮的治理手段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最大的两种社会思潮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西方国家从未停止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因此,治理社会思潮,要“导”“堵”结合,既要推动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又要“动态跟踪”与“主动防御”非主流的、反主流的社会思潮。在高校社会思潮治理中,第一,我们强调“导”的方面,就是说要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当代社会思潮。当代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价值归属。究其原因,除了他们具一定的文化涵养和政治修养外,更重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科学的真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6]为了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大数据时代,我们要在扎实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应用大数据技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对网络空间的一些思想动态,我们要认真考察其现实性,积极进行扬弃。比如2015年上映的电影《夏洛特烦恼》,尽管其剧情荒诞不经,但仍然受到青年学子的追捧,突破14亿的票房收入更是令人咂舌;再如《咱们穿越吧》这档真人秀节目,它“从趣味中感知历史”,“使青年学子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历史厚重,将五千年的文化基因植入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来”。[7]这就迫使我们去反思,剧中的哪些元素、情节、人物和思想是年轻人所认同的?哪些场景是大家反复观看的?看了多久?剧中的哪些台词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中传播开来?对网络视频的搜索、点击、播放次数、持续时间、快进、回看数据进行技术分析,能够将这些信息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继而,我们可以将这些节目中新鲜活泼的节目形式以及时尚元素镶嵌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服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微博、手机APP、微信公共平台、大型的搜索引擎与视频网站,适当“推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度较高的读物、微课堂与影视作品,丰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手段,潜移默化地引导青年学子,从而增加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和引领水平。

 

  第二,要在“堵”的方面加强治理,这指的是对不良社会思潮实施监管和主动防御。在大数据的预测功能基础上,可以综合运用大数据技术的各类平台和软件,以风险传播为机理,以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为目标,建构高校社会思潮的预警模型,划定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安全红线。通过预警模型,不仅能够动态考察主流、反主流、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在整个高校社会思潮体系中此消彼长的动态状况;而且能够及时监测非主流社会思潮的突然质变、反主流社会思潮的“入侵”情况,而后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举措,因势而动、积极防御,将反动社会思潮屏蔽在网络空间之外,以造就和维护互联网空间风清气正的生态环境。

三、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策略


    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高校社会思潮治理能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有战略眼光、制度配套和技术支撑。因此,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等多个主体的通力协作、相互配合与关联互动,这也是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大数据技术应用的专项规划

    目前,受经济利益的直接驱动,大数据技术较多地应用于商业领域。在服务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方面,缺少现实的推动力,这就需要党和政府从全局的、战略的高度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国家大数据战略。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我们党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给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网信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尽快实现包括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在内的核心技术的突破。[8]国家和政府的宣传、安全、教育等部门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配合实施大数据战略,积极探索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方针与策略。针对高校社会思潮治理,政府主管部门要制定大数据技术应用的专项规划;成立工作指导委员会,召集专家咨询论证;建立标准化的高校社会思潮治理大数据技术平台;统筹协调各级管理部门,监督、推进政策落实。在关键技术的重点攻关方面,要给予大力的政策激励和制度扶持。    

(二)契合国家战略,设计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落实方案

    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高校社会思潮治理,既需要国家层面的宏观引领、顶层设计,也需要高校因地制宜、谋势而动,制定出具体的可行性实施方案。第一,高校各级领导要杜绝存疑、犹豫、观望的态度,主动增强数据的价值意识,从数据开放、技术开发、建章立制等方面着手,牵头成立用大数据技术治理高校社会思潮的专门管理部门。该部门的主要成员既要了解社会思潮产生、发展、演化的一般原理,又要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计算机相关知识。第二,要着力强调应用大数据技术治理高校社会思潮的战略意义,促使校内各部门提高认识、凝聚共识、齐抓共管,不断加大经费、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投入力度。第三,在大量前期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大数据技术应用的落实方案、实用模型并不断验证其科学性与真实性,及时凝练成果、总结经验,丰富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理论成果。

(三)创新治理机制,探寻协同治理的现实路径

    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高校的社会思潮治理,仅仅依靠高校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高校的数据拥有量和技术应用能力方面是很有限的,要想驾驭更多的数据和技术,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向外部借力。大数据技术的实际应用方面,社会(企业)较国家、高校更具有技术优势与经验优势,很多企业(如百度、搜狐等大的搜索引擎、移动互联网公司)掌握着大数据的核心技术,并且建立了符合企业特点的大数据平台。所以,高校必须要创新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机制,寻找与企业多元治理、协同治理的可能性和结合点,充分调动起企业的积极性,使企业的技术优势能服务于高校社会思潮治理,从而设计出符合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大数据技术平台。用计算机术语来说,就是“众包”—把一部分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任务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分给社会力量的做法,从而“获得技术知识的互补效应和治理的协同效应。[9}

 

    未来学家托夫勒曾说过:“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强权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10]在当代高校社会思潮的治理过程中,我们要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计算机终端、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更要迎难而上,积极配合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高校社会思潮治理的能力,为我们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服务,也使大数据技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邓卓明.论社会思潮的类型与特征[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2).

[2]V·M·舍恩伯格,K·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92.

[3]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4中外十大社会思潮评选[J].人民论坛.2015, (1).

[4 ][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05.

[5]祝兴平.大数据与风险社会的危机管理创新[N].光明日报,2015- 09- 05.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7]张颐武.从趣味中感知历史[N].光明日报,2015- 09- 21.

[8]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 04- 26.

[9]陈潭.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09.

[10][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 ].刘红,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2016年第5期)